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毒眸 ，编辑：刘南豆，作者：毒眸编辑部，原文标题：《创投不再只是牵线搭桥，变得像一个真正的“工坊”｜FIRST市场公开周》
“大家来创投的目的就是来找钱，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功利的事情。”创投项目《边境花园的约会》的导演朱临惟对我们坦言。他和编剧何源从深圳来到北京，第一次参加FIRST创投。项目还处在剧本第二稿的阶段，预算755万，还在寻找完整的制片团队。
在北京檀谷，和他们一样的29个项目的创作者迎来了为期五天的FIRST电影市场公开周，在此整备待发，争取7月份奔赴西宁的机会。
这一关，与往年有些不同。以前的市场公开周，年轻的创作者带着对“创投”的朴素想象而来——站上台，讲好故事，然后资方递来橄榄枝，不管最终是否合作，初步的对接工作已经完成。而今年，公开周更像一场封闭集训：导演工坊、表演工坊、发行工坊、AI工坊等等，环节中似乎并无与资方的密切互动。
（图源：公众号@FIRST青年电影展）
往年公开周的最后一个环节还是“市场圆桌”——资方代表坐在台下，听完提案后直接投票，甚至能让落选项目“复活”。2020年，就有6个项目通过圆桌复活进入终审。但今年，这个环节消失了，占比更重也更较往年更深入的，是一整套工坊、培训和一对一的剧本诊疗。
当创投这个越来越成熟也变得“古老”的形式为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所拥抱，承担着拿到资金、顺利开拍的期待，随着市场环境在变化，得到投资这件事的可能性在缩减，作为平台方的FIRST，选择让创投pitch之前的“预演”环节更聚焦项目和人本身。
“过关”
作为今年创投会的提案评审之一，编剧黄海见证了过去几年青年创作者心态的微妙转变，感受到创作者相对更务实：“他们会考虑市场，考虑片子怎么拍出来、用多少钱拍、面对什么样的市场、用多大的成本、什么样的演员，更成熟地去面对这些问题。”过去的创投会，作者表达的占比极高，创作者核心展示的，大多也集中在创意点，以及个体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电影行业是怎么样的这件事，其实没什么信息门槛了，”黄海对毒眸表示，“大家对这个行业的基础规则和市场的一些基础动向，在没有跟我们交流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些认识了。”
《成都小子》的导演久美成列，之前参加过创投，首作《一个和四个》已经公映，对这套流程已经非常熟悉。创作者的认知，建立在对当下市场环境的清醒认知之上。在整体融资相对困难的当下，所有青年创作者都要面临类似的情况，《成都小子》计划今年8月开机，虽然投资还没完全到位，但已经决定“先把前期拍完，后期一边拍一边融”。
即便没有资方在场，公开周对于项目方的意义也依然存在。“评审的意见都很尖锐，直击要害。对修改剧本、对创作方向，甚至对未来发行的考量，都有帮助。”久美成列分享道。评审席上的演员刘雅瑟、编剧黄海、制片人王雪茵、制片人黄星、导演王沐，每个人从自身工种的经验出发，给出最直接的洞察与反馈。
今年FIRST创投会共收到639个报名电影计划，最终29个入围公开周。在公开周的提案陈述环节，评审们从剧本、表达、完成度等维度给出反馈，但没有资方代表坐在台下。FIRST电影市场策展人耕墨告诉毒眸，公开周始于2018年，早年曾设有“市场圆桌”环节——电影公司代表提前介入，与创作者面对面，但根据创作环境的变化，公开周尝试再深度聚焦内容，练好内功，再以更好的状态面对市场公司的会面。
“我们坐下来讨论过要不要加回来。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环境变了，资方客观上对创投项目的需求导致介入更晚是一种必然；二是从策展逻辑上，我们希望公开周专注于‘培育’，而不是‘判断’。”在他看来，让创作者在更聚焦的环境下，花一周时间打磨剧本、调整陈述、学习工坊，到西宁时能拿出一份更好的答卷，比提前被“看见”更有价值。
在过去，创投通常被视为“新人导演的入口”。一个导演一旦有了院线作品，很少会再回到创投舞台。但今年，久美成列、白志强等已有代表作的导演回来了。耕墨观察到，创投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大家觉得创投是新导演的入口，现在它其实是一个开放讨论项目的空间。”
毕竟，创作者需要时间沉下来，而不是疲于奔波的“选秀环节”。《成都小子》制片人王磊表示，创作不能停，停了就等，等了时间就拉得很长。“在你最有热情的时候就要去拍，电影不一定是钱找到百分之百了才能拍。”
“培育”什么？
耕墨用“培育”两个字概括公开周的核心功能，有三层含义：内容培育、情感培育、意识培育。
内容培育是最直观的。29个电影计划和19部产业放映预选入围影片，在五天里密集参加了导演工坊、表演工坊、制片工坊、发行工坊、AI工坊，每位导师都是一对一地“开小灶”。今年的写作工坊与往年有一个显著不同：FIRST首次设立了“编剧项目”赛道。在此之前，编剧只能以“导演”身份报名创投，即使他/她并不想做项目的导演。今年，29个进入公开周的电影计划中出现了6个纯粹的编剧项目，评审标准也与导演项目分开——导演项目看“电影的制作价值”，编剧项目看“内容能否被市场识别接受”。
在今年的公开周上，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编剧之一是《别动那小孩》的胡晓，黄海给胡晓pitch的表现评价是：“你天生是吃这碗饭的。”进一步解释这个评价，原因在于黄海认为，在AI技术再次更新迭代和大幅度跃进之前，剧组制度暂时还是没有办法被颠覆，电影这个行业依然是集体一起工作的结果，不管是编剧还是导演，必然要有比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呈现能力。“胡晓的优势在于，对于个人表达丝毫不怯场，会珍惜每一次跟大众传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并且能用很好的、很恰当的方式，把这个核心想法阐述得很清楚。”
表演工坊则是另一番景象。今年的表演工坊由演员刘雅瑟坐镇。这位金像奖影后没有按常规讲课，而是发起了一场关于“片场信任”的谈话。她直言：“准确有时候是没有魅力的。”她鼓励导演们在写剧本时试着代入表演，去感受自己描写的角色。“标准只存在于试卷，但绝不在角色与故事中。你敢选我就敢演，大家一起冒险。”
情感培育则更为隐性。去年的公开周主题是“多见阳光，身体健康”——那时，投递创投的剧本项目，几乎有60%都在诉说沉痛的原生家庭或个人成长创伤。那种孤独和苦闷，需要同行者的拥抱。于是去年的FIRST市场公开周组织了分组互评剧本、一起跳舞、向内探寻的活动，像一场夏令营。
“大家都挺i的。”耕墨指的是创作者的性格特质——内向、不善社交、更愿意埋头改剧本而非主动打招呼交朋友。这一点，朱临惟也坦承：“我们是i人，躲在角落的那种。”但情感的纽带还是在悄悄生长。
在檀谷·FIRST青年电影中心的走廊和草坪上，创作者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人聊剧本的细节，有人互相看对方的项目书。FIRST的策展人们每天穿梭其中，告诉这个“你的项目不适合用那个技巧”，告诉那个“我推荐你去认识谁，TA的项目跟你的有化学反应”。“公开周的最大目的，是以市场为基点，辐射培育的逻辑，建立一个更好的社群生态。”他们说，“有些年做得到，有些年做不到。今年比较i，但社群还是转起来了。”
关于“看人还是看项目”这个创投领域长久以来的讨论，黄海的判断是，两者没有必要孤立来看，因为“看人”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带来的项目，项目本身是可以呈现人的。“它虽然未必100%符合现在可以直接拍出来的标准，但一定展现了他身上的某一种特质和某一种才华。”在他看来，文本与人是一个整体。
意识培育则是最后一步。从公开周到西宁正式影展，还有一个多月。这期间，创作者们会根据公开周收到的反馈继续修改剧本、优化陈述、甚至用AI工具制作概念片。FIRST相信，当他们在7月站到西宁的舞台上，面对众多产业公司时，状态会完全不同。
AI是工具、噱头，还是新语言？
今年公开周最引人注目的新元素，是AI。FIRST与AI视频工具PixVerse（拍我AI）合作，将在29个创投项目中支持3-5个，由技术团队一对一协助制作概念片，在西宁影展期间放映。这是FIRST首次在创投环节正式引入AI工具助力创作实践。
创作者们对此有不同的态度。有主动拥抱者，《秋野铃响人不见》的导演已经用AI自制了一支MV，在提案时播放，效果不错。PixVerse中国社区负责人蔡倩雯告诉毒眸，有13个项目报名了AI概念片制作意向，最终筛选出的《看见你》《别动那小孩》《秋野铃响人不见》三个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故事的奇幻性或超现实性。毕竟现实主义题材用AI，对创作的辅助功能是有限的，而对于具有超现实元素的创作，AI则更较大地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因“不合适”而拒绝的。朱临惟直言“完全不考虑AI”，因为他的项目“特别依赖表演，AI达不到表演的要求”。久美成列也持类似态度，“我们这个片子呈现的人物困境，是之前从来没有被呈现过的，AI呈现不出来。”
事实上，FIRST也是国内电影节展中较早主动在创作者和AI工具之间架设桥梁的。毒眸曾经在过往的文章一秒赚3000，AI影像成打工人“财富密码”？中提到，2023年的FIRST惊喜影展上，FIRST就组织了AI创作工坊，帮助创作者自主制作创投项目AI预览片，只不过，彼时的主流AI视频工具尚且来自海外，工作流稍显复杂，技术实现能力更是与如今天差地别。
三年过去之后，青年创作者离AI更近了吗？AIGC艺术家、PixLab深度合作导演丁一在公开周的工坊上与创作者深度交流，并现场制作了一段AI短片。从短暂的接触当中，丁一认为，如果按1到10分来打分的话，今年来到公开周的青年创作者们对于AI的掌握程度虽参差不齐，“但基本上都达到了三四分以上，如果是之前有过实拍经历的导演，给一周的时间基本上都能达到五六分。如果导演还有一些后期经验的话，那就更快。”
但目前，将AI影像直接应用到电影成片当中仍有困难。清晰度与后期调色难题不必赘述，除此之外，目前的AI降本与增效更多体现在视频直出的前提下，若需要实拍与AI相结合，实际成本其实也不低，且AI难以满足导演非常精细和严格的要求，“比如如果导演一定要求角色从A点到B点分毫不差，这种需求其实是AI比较难满足的，目前的AI影像创作者，大多都会给予AI工具一定自由度，期待AI的发挥能给到自己意外惊喜。”蔡倩雯表示。
目前，大多数青年创作者主动接触AI，大多数都是期待AI工具能为他们降低成本，而对于许多从业者期待的——让AI基于新的工具特性而产生新的艺术形式，仍然没人有明确的答案。FIRST的选择是，让AI先在预览片、概念片中试水，对于那些想用AI降本、甚至创造新美学的创作者来说，公开周提供的这次“技术联姻”，至少是一扇窗口。
“新西部”与“返乡叙事”，小众的成为主流的
在29个电影计划中，使用地方方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占比着实不低，不过，比之上一阶段的创投，如今的项目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风情片”。
早在2019年，投递FIRST创投的项目以家庭、青春成长、犯罪悬疑为主，少数民族题材较多为藏地、内蒙文化背景的表达。而今年，地缘更广阔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者们开始回到更多具体的生活现场。
在耕墨的眼中，与其将少数民族题材视作一个分类，更值得关注的趋势实际上是“从城市退回地方”——《成都小子》里，藏语说唱歌手在成都的battle现场磕磕绊绊；《边境花园的约会》里，主人公逃往缅北寻找安稳；还有发生在草原上的故事，诸多涉及从城市回撤后的土地叙事。
耕墨提到，“原来大家可能都在北京，现在大家回去了。他们回到家乡，回到具体的生活现场。他们写的不是民族奇观，而是更当代性的代际关系和身份认同。”
这与FIRST今年提出的“新西部电影”概念不谋而合。耕墨强调，不是FIRST提出概念才有人拍，而是基于创作趋势的观察，提炼出现象。“新西部不只是地域意义上的西部，更是一种创作状态——面对全新的电影环境，希望创作者带着拓疆精神，拿着自己的正义去蹚平前面的路。”
黄海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观察，在他看来，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让年轻创作者有了更多观察外界的可能，“过去可能我们只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写自己多一点。现在我们了解的东西很多了，创作视野更宽，这是时代给我们的红利。”但同时，他指出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写自己的故事，其实对于创作来说是更难的事情。因为要平衡主观和客观，个人感受、观众的接受度和整体的影像表达之间的平衡，对创作者来说是很难的事。是不是能获得平衡？一个创作者其实是很难客观的。”
常见的作者电影与类型电影之争，也有简单明了的判断框架：把作者电影当做中一种类型，不同类型有不同的标准去衡量。而FIRST市场公开周所期待的，是“一个创作者的潜力”，不论是在电影形式上的新尝试，还是在主题挖掘和手法上的独特性。
曾几何时，创投项目里一度有较多沉浸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都市情感纠葛，如今，“返乡叙事”增多、“城市故事”相对减少，进入云南边境、藏地草原、东北林场的具象故事，因此，创作者文本背后的“我”，存在感也区别于自恋的意味，而是真的回到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做诚实的、情感丰沛的表达。
公开周之后：变化的形态，不变的创投价值
寻找投资是创投共同的目的，但公开周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当场签约”——在王磊看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靠一个创投、一个提案就立马解决，但它是工作的一环——听反馈、做传播、链接新人。”他打了个比方：“我们预计什么时候要拍摄，创投就是一个消息发布。它可能帮你链接到新的人、新的缘分、新的可能性，但不是唯一的。”
公开周最后一天，Soul Show Night。檀谷的山风里，创作者们围坐在一起，有人弹琴，有人念诗，有人默默喝完了最后一杯酒。场地的变化也悄悄影响着氛围。过去几年，公开周在朝阳区的组委会小院，今年是第二次来到京西檀谷，一个群山环抱的生活社区，创作者们一起吃饭、一起熬夜、一起在草坪上聊天。耕墨说：“檀谷更像西宁，社区感更好。”
朱临惟告诉毒眸，这五天“有用，但不明显”。他认识了几个人，加了一些微信，但不确定会不会有后续。“我们不是社牛，新认识的朋友不多。”但他相信，有用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王磊则更为笃定：“创投跑两三个就差不多了，但你不能停。跑完创投，该拍还是要拍。”
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不少人的内心都曾浮现过质疑——在电影市场各人自扫门前雪都已经困难的情况下，创投这种古老的形式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存在？FIRST的答案是，有，在浪潮褪去的时候，行动会更加可贵。
从FIRST市场公开周的五天可以看到，没有资方，只有导师，没有交易，只有碰撞，没有立竿见影的合同与想象中的资金意向，只有那些在工坊里熬到深夜、在草坪上聊到星出的瞬间。那些带着AI概念片、带着藏语说唱、带着“不合时宜的锋利”站上台的面孔。无非是为自己的影片，找到一个成型、落地的机会。
行路虽难，却从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