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冲突以来，K型分化进一步加剧，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这已不是少数经济体的内部矛盾，而是东亚、北美与资源国共同面临的普遍现象。
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K型上沿的力量由AI技术革命与算力投资驱动。韩国6月出口同比暴涨70.9%，单月规模首破千亿美元，创近半个世纪来最大涨幅，其中半导体出口高达448亿美元，同比激增199.5%；计算机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逾四倍。
韩国非科技产品出口低迷，零售消费增长乏力，汽车零部件出口同比下滑2.4%。不过，随着韩国家庭资产配置从房地产向股市的结构性转移，家庭消费在股市财富效应带动下快速复苏。
尽管中国也在K型上沿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出口结构性强势——5月AI相关硬件出口订单同比增长约110%，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持续攀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但在消费上，5月份社零同比下降0.6%，为疫情后首次转负，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4.1%，房地产投资降幅超24%，内需修复仍旧偏弱。
而美国，一方面经济愈发依赖AI投资和大型科技企业资本开支，而居民消费和就业增长均出现边际放缓；另一方面消费结构极度割裂，收入最高10%的家庭贡献了约23%的消费，而底部10%仅占4%，低收入群体在租金上涨、债务累积中承压。巴西等资源型经济体则在美伊冲突后的能源民族主义浪潮中受益于资源品价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但制造业与服务业却因成本上升与需求外流而持续低迷。
抢资源与抢设备并存，宏观收益与微观体感错配
若从结构上看，当前全球正经历三重K型分化：产业层面，AI与传统产业的分化；收入层面，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群体的分化；国别层面，拥AI拥资源国家与两者皆缺国家的分化。拥有资源禀赋（如巴西）或AI算力优势（如日韩）的国家，展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K型上沿以韩国、美国、中国为代表，受益于AI投资热潮；K型下沿则以德国、越南、印度等既缺乏AI优势、又缺乏资源禀赋的国家为代表，出口与制造业持续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