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消费水平的评估与收入分配
评估中国消费水平，需超越简单的GDP占比分析，转向实物消费指标的具体考察。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超过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在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民住房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实物指标上，中国居民消费不输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
若进一步考虑社会实物转移（STIK），并按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进行调整，可以发现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领域的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的两倍。考虑到2023年以来中国的准通缩状况，这些领域的实际消费量还要更高。在欧美日有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者，对目前欧美日和中国国内生活水平的差距，应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近年来外国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在华生活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实际消费水平的提升。
关于住房消费的具体数据，援引资料指出，香港居民住房面积中位数为38平方米，而北京居民保障性住房（affordable housing）面积为90平方米。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告知，北京平均每户住房用地至少一套两套，两套以上者大有人在。从住房、营养、教育等主要指标看，中国消费水平的实际状况并不像某些叙事描述的那样低下。
消费率波动的结构性成因
中国消费率的波动并非消费本身强弱的结果，而是投资、净出口与消费相对增速变化的结构性产物。从核算恒等式看，消费率、投资率与净出口占GDP比重之和为1。1990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最高为62.5%（1990年），最低为48.4%（2008年）；居民消费率最高49.7%（1990年），最低34.6%（2010年）。
1990年消费率较高，根源在于当年资本形成与净出口之和的增速低于最终消费增速，而非消费本身增长强劲。不考虑政府消费，199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2.5%，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速更低。2010年消费率降至低谷，一方面是4万亿刺激计划的滞后拉动效应使资本形成增速维持高位，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回暖带动净出口增速恢复，两者共同推高了资本形成与净出口的占比，挤压了消费率空间。然而，2010年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8%，消费增长实则非常强劲。这充分说明，消费率的波动反映的是需求结构的相对变化，而非消费本身的强弱。
东亚国家消费率较低同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较高的储蓄率是这些国家六七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长期均衡视角看，消费率是比较稳定的公共选择结果，与短期宏观调控无关。政策制定者需认识到，消费率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贫富差距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是改善消费水平的重要途径，但这一过程面临复杂的结构性约束。按照收入法核算，GDP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留利和折旧、政府税收（含增值税、所得税等）减去政府补贴之和。2015年至202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9.4万亿元增至58.3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长7.9%，实际增长6.0%，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同期，中国政府税收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税收收入对GDP之比明显偏低。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近期撰文指出，中国政府收入占GDP之比已属全球最低之列，某年甚至仅为11%，高于尼泊尔。另一位经济学家刘伟也持续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其观点具有现实依据。因此，通过进一步减税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已经有限。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留利和折旧，特别是折旧，对GDP之比高于其他国家。企业需要有足够资金进行技术创新，中国近期大量企业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离不开这些企业的大量投资。企业折旧占GDP比较高，同中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远高于一般国家有关，是否同技术更新较快则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明显高于一般国家，降低企业留利和折旧占比对企业债务状况的影响也需关注。若简单提高工资、降低企业盈利，在当前企业困难较多的环境下，可能加剧债务风险。
为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中国政府是否应进一步减税、中国企业留利和折旧占比是否应该下调、如何下调，是复杂问题，需要单独论证。未经详细论证，仅通过简单国际对比就断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占比过低，未免失之草率。
中国居民消费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于贫富不均。过去20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趋稳的过程。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0.491，接近0.5的水平，国际社会通常将0.5视为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警戒线。此后基尼系数出现缓慢下降，7年间降幅不到3个百分点。2016年开始，基尼系数稳定在0.46至0.47之间波动，意味着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且仍处在高位水平。李实教授的研究持续追踪这一变化。缩小贫富差距可以增加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这是提升总消费需求的重要结构性途径。
五、有效需求不足下的短期政策选择
消费刺激政策的效应边界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短期宏观环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需基于对消费函数和乘数效应的准确理解。所有经济模型均认为居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特别是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可支配收入不增加，收入预期不改善，居民消费难以持续增加。试图通过补贴和刺激政策提升消费，若脱离收入增长的基础，效果必然递减。
2025年以来，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的效应已明显减弱。限额以上单位商品社零分项数据显示，政策初期的脉冲效应过后，消费增速逐步回落。从传导机制看，发放消费券对需求的刺激存在多重漏损：第一步即存在大额漏出，资金是否进入循环完全依赖居民消费决策；传导链条的启动存在时间差，居民可能囤券数周甚至数月；二次消费规模受商家利润留存、工人储蓄率影响，进一步缩水。政府向居民转移支付的资金，相当一部分可能被储蓄起来，并未构成消费支出。
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挤入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需求管理中具有独特的乘数效应和挤入效应。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和公益性特征。基础性意味着项目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座和骨架，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能为其他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公益性意味着项目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市场往往投资不足，需要政府主导；长期性意味着项目建设和投资回报周期长，但效益可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由于公益性投资不以商业利润为首要目标，私人企业缺乏参与动力，政府投资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反而会产生挤入效应。以复旦大学周边道路施工为例：若在学校附近开挖地沟进行管网改造，最初的投资本身未必直接盈利，但会吸引周边小商户为施工人员提供餐饮服务，同时带动水泥、钢铁、管道等上游供应商的订单增长。这种由公共投资引致的私人部门活动增加，即为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叙事相反，在公益性、基础性领域，政府投资往往为私人投资创造条件，而非争夺资源。
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完善的交通、能源、通信网络能够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升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这种成本下降相当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其效益虽难以用传统财务指标完全捕捉，但对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作用明显大于消费乘数。投资按定义即资金花出，其直接支出规模已构成第一轮需求，后续通过产业链传导的第二轮、第三轮收入效应进一步放大。而消费乘数的计算前提是资金直接用于购买消费品。据与日本中央银行研究局前局长的交流，日本的消费乘数约为0.2至0.3，表明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中，仅少部分转化为实际消费支出。若居民收入预期不改善，临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有限，消费乘数甚至可能小于1。
消费乘数与投资乘数的理论差异
消费乘数与投资乘数的理论差异，在当前的宏观讨论中存在显著混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消费乘数，其计算前提是资金直接用于购买消费品。具体而言，一笔消费支出进入流通后，出售者按边际消费倾向将部分收入再次用于消费，形成滚动效应。在正常情况下，若第一笔支出直接用于购买消费品，经过乘数放大后的总需求必然大于初始支出规模。
然而，当前中国计算消费刺激效应时，存在概念混淆。政府向居民发放补贴或消费券，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进行了等额的消费品采购。居民获得资金后，可能将相当比例用于储蓄或债务偿还，并未进入消费循环。因此，消费乘数的第一轮必须是消费支出本身，而非居民从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若收入不增加、收入预期不改善、资产价值持续承压，临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极低，消费乘数不可能大于1，反而可能小于1。
投资乘数同样面临效率讨论。有观点指出，投资乘数效率可能因地方政府债务、激励机制扭曲等因素而降低，例如专项债被挪用于偿还旧债，或工程项目中存在严重的分配失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并非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执行和制度配合的问题。若不能解决专项债挪用、负债率红线约束、项目储备不足等配套问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必然受损。因此，正确的投资路线确定之后，执行层面的干部和制度安排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六、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意义与十五五布局
基础设施投资兼具短期逆周期调节和长期经济增长支撑的双重功能，是解决当前增长动力不足的关键抓手。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且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从短期看，它直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打通经济循环堵点。
其传导路径清晰：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挤入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居民永久性收入增加，进而提升消费需求，形成投资→收入→消费→再投资的良性循环。一旦通缩压力消失，经济增速回归潜在水平，便可适当降低投资速度，使投资率与消费率趋于均衡，经济增速、投资增速与消费增速同步，经济进入稳定自主增长状态。
十五五规划建议19次提到基础设施，充分显示了中央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重视。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保证实现5%的经济增长速度、提振消费需求的最根本解决办法。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到8.9%，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见过如此高的增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五五规划与六大网络建设
十五五规划将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至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六大网络建设，投资规模空前。规划建议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涵盖六个网络，包括水网、路网、数据网、电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据估算，5年间总投资规模约40多万亿元，年均约7万亿元。这一规模远超以往刺激消费政策的力度——以往刺激消费规模约为7000亿元左右。一旦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落地，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极为显著，有助于迅速摆脱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从更广阔的产业视角看，基础设施投资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紧密相连。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出的五层蛋糕架构显示：能源层（底层物理基础）、芯片层（算力引擎）、基础设施层（AI工厂）、模型层（智能核心）和应用层（价值出口）。其中，基础设施层作为大规模生产智能的工厂，包括服务器集群、网络、散热、供电系统等，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浪潮。中国若能在能源、芯片和基础设施层加大投入，将为模型层和应用层的发展奠定坚实底座，形成从硬基建到软应用的完整闭环。
能源安全与长期经济安全
基础设施投资的紧迫性，还源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考量，能源安全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约为70%至72%，而国际公认的合理安全线为50%以下。中国石油年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但消费量达7亿吨，进口量约5亿吨。一旦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导致石油供应中断，即便战略储备充足，也难以支撑长期运转，整个交通体系将面临停摆风险。石油消费弹性目前约为0.9（即GDP增长5%，石油消费增长4.5%），理想状态应降至0.3至0.4。
为降低石油依赖，中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以电代油，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石油安全风险。然而，电动汽车和电动交通工具的渗透率尚未达到理想高度，石油对外依存度仍处高位。在能源自给自足方面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致命性议题。除能源外，粮食安全等议题同样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予以支撑。十五五规划在此方面已投入大力气，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安全深度绑定。
2009年之后，基础设施投资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包括部分工程质量争议、理财产品的负面事件、资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使高铁建设一度受到社会质疑。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舆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态度发生变化。但余永定认为，这些问题属于执行层面的偏差，不应因此否定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战略价值。关键在于完善项目审批、资金监管和干部考核机制，而非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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